三大运营商换一把手传闻坐实 评级公司需对中国进一步了解

作者 博彩资讯网 来源 证券信息 浏览 发布时间 2017年12月24日

  原标题:三大运营商换一把手传闻坐实

  3月30日电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将中国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的情况,财政部金融司主要负责人今日表示,把展望调整为“负面”,只是在当前异常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对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问题表示一定的担忧。但这些问题实际上并不构成下调评级展望的充分理由,说明评级公司对中国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全面了解,消除“信息不对称”。

  近日,财政部金融司主要负责人就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有关问题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尚冰新任中国移动董事长,此前任工信部副部长。

  常小兵新任中国电信董事长,中国联通原董事长。

  王晓初新任中国联通董事长,中国电信原董事长。

  奚国华中国移动原董事长,现到龄退休。(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近日传得沸沸扬扬的三大运营商换帅一事终于尘埃落定。昨天,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家公司都完成了董事长职务的更迭,有退休、有调任还有对调。而三大运营商上一次同时更换一把手,还要追溯到11年前。                   

  ■事件

  电信联通董事长互换

  早在上周,有关三大运营商董事长将调整的说法就不胫而走。到了上周五,有关三大运营商将在8月24日公布新的人事任免的消息已成公开的秘密。结果,昨天上午,三大运营商公布了一把手调整方案,和之前流传的方案并无两样。

  昨天上午,第一家开会的电信运营商是中国移动。中组部副部长王京清在中国移动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大会上宣布关于中国移动主要领导变动的决定,工信部原副部长尚冰担任中国移动董事长、党组书记,奚国华不再任中国移动董事长、党组书记职务。奚国华的卸任原因是到了央企领导退休的年限。

  随后,王京清又分别到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参加了会议,公布了这两家运营商董事长的职务调整情况,中国联通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常小兵调任中国电信董事长、党组书记,中国电信原董事长、党组书记王晓初调任中国联通董事长、党组书记。这两家电信运营商以对调的方式,完成了这一次的换帅。

  时隔11年再次大换岗

  三大运营商现有的高管格局,已经稳定地延续了较长的时间。上一次三大运营商一把手同日大调整,还要追溯到11年前。

  2004年,因当时中国电信原总经理周德强退休,这三家电信运营商的一把手发生了一轮大调整。时任中国电信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的常小兵调任中国联通出任董事长、党组书记;时任中国移动副总经理的王晓初调任中国电信董事长、党组书记、总经理;时任中国联通董事长的王建宙则调任中国移动总经理。

  当时国内的电信运营商并不仅这三家,还有网通和铁通。2008年国内经历了一轮电信行业重组,当时,中国移动合并了铁通,中国联通和网通合并,之后才形成了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大运营商的市场格局。

  在之后的11年中,除了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在2012年退休,由时任工信部副部长的奚国华接任外,王晓初和常小兵一直分别执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与上次大换岗相同,此次三大运营商一把手调整,还是以其中一家掌门人的退休为契机。

  新帅均有丰富任职经历

  从此次上任新职务的尚冰、常小兵和王晓初三人的任职经历也可以看出,三人都有着在电信管理部门和不同运营商之间的任职工作经历,都是电信行业资深的“老兵”。

  在三位新帅中,王晓初和尚冰,都已经分别有了在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以及电信行业管理部门任职的经历,都在三大运营商内完成了轮岗;常小兵除了没有在中国移动的任职经历,其已经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电信监管部门轮职多次。包括刚刚退休的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和之前的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也都在不同的运营商和政府部门之间调换过职务。

  由此似乎也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在确定运营商掌门人时,任职资历的丰富程度,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没有一位运营商的一把手,是从同一家运营商里一路走上来的。

  ■花絮

  王晓初离别洒泪

  从同样位于北京金融街的中国电信总部到中国联通总部,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对于在这里任职11年的王晓初和常小兵而言,这次职位的互换显得没有那么轻松。昨天,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总部大楼内,同样上演了部分员工对老领导的送别和对新领导的迎接。据在现场的人士讲,在王晓初与电信的员工告别时,没能忍住泪洒当场。

  在运营商的高管当中,王晓初可说是最得基层员工人心的,不少电信员工都用“低调务实,关爱员工”来形容王晓初。上周传出王晓初要调离的消息后,有一位80后电信基层员工还在网上发文“晓初,莫走”。与沉稳务实的王晓初相比,业内人士认为,常小兵的风格则更为开放激进,之前在他掌舵下的联通也是在模式上创新最多。

  ■热点

  提速降费成新帅任务

  根据新浪发起的一项网络调查,网友们对于三大运营商换帅,最大的期望还是新帅能在提网速降资费方面有更大的作为,提速降费,也确实是三位主帅到新岗位后所亟待发力的重点。

  有业内人士认为,从此次的人事安排来看,也能看出主管部门希望推动提速降费的决心。之前作为分管电信行业的工信部副部长,尚冰一直是工信部“宽带提速”行动的挑头者,不久前在工信部关于提速降费的目标,也是由他对外公布的,因此由他掌舵体量最大、降资费空间也最大的中国移动,很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推动提速降速,也应该是他到移动任职的重要使命之一。

  不过北京邮电大学教授舒华英指出,不要因为运营商换帅就对提速降费有太大的期望,这三位领导不太可能因为到了新的岗位要烧三把火,加速推进提速降费的相关策略,毕竟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成本控制、年终业绩考核,都是运营商领导必须考虑的事情。“在现有体制下,即便是换帅,三大运营商在提速降费上也不太可能有大作为。”他说道。

  ■分析

  对调为防腐控制恶性竞争

  不管是11年前还是这一次,运营商高层的变化都是通过对调轮岗完成的。通信行业观察家项立刚认为,轮岗最大的好处在于预防腐败,防止一个人长期在一个位置形成利益共同体,不仅是运营商,包括政府部门也都是实行这样的轮岗制。

  电信行业分析师马继华表示,常小兵和王晓初两人本来就对通信行业很熟悉,对竞争对手比较了解,对于对方存在的问题也比较了解,上任后进入工作比较容易。

  另外,国内电信运营商之间竞争非常激烈,也时有恶性竞争的案例被曝光。这种情况下,运营商高管的对调,实际上是竞争对手角色的互换,对手原本的竞争策略自己全然在心,何况还有长期任职的感情,在制定市场竞争策略上无疑也会变得更为理性和克制。

  移动求稳电信联通需适应

  虽然三家电信运营商都换了当家人,不过因为移动董事长是退休和接任,电信和联通则是对调,这种调整对三家带来的影响不尽相同。

  对于中国移动来说,最近的连续两位董事长都是工信部副部长调任来的,也都是自然的退休、接任,这种变化最为平稳,也能看出高层希望中国移动这个运营商当中的庞然大物继续求稳的用意。独立电信行业分析师付亮就认为,尚冰接任移动董事长,有利于TD-LTE政策的延续,强化移动在4G阶段的竞争优势,相比对手的高管动荡,利于维持中国移动原有的优势。不过他同时表示,因为年龄的原因,尚冰和前任奚国华类似,在移动董事长的位置上也只有两年左右的任期,不利于公司长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联通和电信的高管对调,看似只变化了一个岗位,但牵一发而动全身。付亮就认为,不管是联通还是电信,新领导与原有的管理团队和企业风格之间,都需要较长的时间去进行磨合适应。

  问:3月初,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发布报告,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Aa3”,但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穆迪将我国主权信用评级维持不变,把展望调整为“负面”,只是在当前异常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对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问题表示一定的担忧。但这些问题实际上并不构成下调评级展望的充分理由,说明评级公司对我国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全面了解,消除“信息不对称”。

  从市场影响看,穆迪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以后,境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人民币汇率走势并未受到展望下调的影响,境外主权债券收益率、离岸人民币汇率也未因此出现波动,说明市场投资者还是保持了较强的信心和良好的预期。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下一步的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并对有关重点工作进行了详细阐述。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迈进,新的发展动能加快培育,持续增长动力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将保持长期平稳健康发展态势,为主权信用评级的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国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评级公司往往会提升其信用评级,很难预警经济增长中的潜在风险;在经济下行周期,经济增长潜在风险就会显得突出,评级公司就会调降一国的评级和展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相关评级公司分别连续下调希腊等欧洲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对市场预期和投资者信心产生负面影响,在欧洲债务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问:穆迪在后续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推进改革、市场稳定的政策“三难困境”局面。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经济增长、推进改革和市场稳定,三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只要把握好任务的轻重缓急,权衡好短期和长期增长、局部和整体利益,调整好政策和措施的时机、节奏和力度,三者并不是互斥的,反而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首先,从经济增长的视角看,经济稳定增长可以为推进改革和市场稳定奠定基础。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已明确目标为6.5%-7%。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属于能够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合理区间,且具有宏观调控创新手段和政策储备支撑,并不以推迟改革为前提。相反,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有利于推进结构性改革,也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

  其次,从推进改革的视角看,推进改革可以为经济增长催生持续动力,有利于保障市场长期稳定运行。推进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近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结构调整成果显著,消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在促改革、调结构的同时,我们也注意防风险,通过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实现各方面的平衡。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是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市场稳定的客观需要。

  第三,从市场稳定的视角看,市场稳定可以为经济增长和推进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015年,面对股票市场的波动,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市场的举措,有效避免了系统性风险。面对金融领域的风险挑战,采取必要措施进行防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是为推进改革和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并不需要也不意味着推迟改革。可以说,在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保持金融市场稳定,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并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条件。

  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6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赤字规模。请问您对政府债务问题有何看法?

  答:目前,我国政府负债率约为40%。2016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扩大财政赤字规模,提高赤字率至3%。考虑到我国政府负债率和财政赤字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均处于较低水平,适当提高仍然安全可行。同时,政府适当加一点杠杆,也有助于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去杠杆,实现稳增长、调结构和去杠杆的平衡。

  对于各界普遍关注的地方政府举债问题,新预算法实施以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借、用、还”的具体要求更加明确,责任更加清晰。从制度上看,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对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了谁借谁还、风险自担的原则。从规范管理看,组织各地清理甄别存量债务,对于融资平台公司贷款中经审核属于地方政府债务的部分,纳入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督促地方政府严格按照预算法和国务院有关制度要求,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一是强化地方政府债务上限约束。根据2016年预算草案,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余额限额合计约17.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预计仍将低于100%的风险警戒线水平,风险总体可控。二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并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监管。三是加快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和融资,推动实体类融资平台公司转型为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由其按照市场化原则融资和偿债,消除政府隐性担保,实现风险内部化,其举借的债务不纳入政府债务,政府在出资范围内履行出资人职责。

  问:近年来,中国企业杠杆率有所上升,且存在的“僵尸企业”形成了风险隐患。请问您对企业债务问题有何看法?

  答:近年来,受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债务规模提高,杠杆率有所提升。但从资产负债率看,据有关统计,目前实体经济企业资产负债率约为60%,较2009年仅上升了约5个百分点。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70%相比,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尚处于合理水平。

  为了解决债务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我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通过市场化债转股方式降低企业杠杆。近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将用市场化办法推动债转股,探索用债转股降低企业杠杆。实施债转股,对于优化融资结构、降低企业杠杆、防范金融风险、盘活存量资金以及提高企业竞争力等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已有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并部分实施债转股的经验,国外也有债转股案例借鉴。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就债转股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二是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等措施,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去除一批过剩产能。为保证平稳推进此项工作,中央已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用于相关企业职工转岗安置,实现去产能、促发展、稳就业之间的平衡。三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我国政府不断推进股票、债券市场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企业负债率和融资成本。截至2015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直接融资占比为13.9%,较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问:近年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速,投资占GDP的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从趋势上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有所下降。目前,我国资本形成率在40%以上,比发达国家相对较高,这是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决定的,仍需要保持一定规模的投资,这是现状;但是,在长期内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依赖投资,这是共识。据有关统计,2013年至2015年,我国资本形成率分别为46.5%、45.9%和43.8%,呈现下降走势。同时,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1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66.4%,较上年提高了约16个百分点。

  从结构上看,我国投资结构已不断优化。一是投资更加注重促进产业升级,第三产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较快,服务业投资对投资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高,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速明显放缓。财政部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对去产能的支持力度,中央财政出资设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二是投资更加侧重薄弱环节,水利、城镇棚户区、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也高于东部地区。财政部门大力支持重大水利工程、棚户区改造、农村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2015年支持棚户区改造开工601万套。同时,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加大和改进公共服务领域投资。今后,我们将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引导合理的投资需求。比如,在城镇化方面,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远低于发达国家,需要继续加大投资支持;在基础设施、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等方面,有效投资仍有很大空间。

  问:刚才您谈到,为推进公共服务领域投资,财政部大力推广PPP模式。请您谈谈此项工作的进展情况。

  答:PPP模式具有全生命周期管理、物有所值、风险共担、激励相容的鲜明特征。在当前形势下推广PPP模式,有利于完善财政投入和管理方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提质增效,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变革。

  近年来,按照国务院工作部署,财政部在公共服务领域积极推广运用PPP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从理念认识看,经过2年多的推广,PPP理念已深入人心,政府部门逐步从公共服务的管理者、提供者向监督者、合作者转变,从重建设、重融资向重运营、重合作转变。从政策体系看,按照“法律规范+配套政策+操作指引”的思路,着力推进专门立法工作,推动出台指导意见,印发了一系列指南指引文件,形成了“全生命周期”的制度体系。从支持措施看,财政部联合10家机构,共同发起设立了规模为1800亿元的PPP融资支持基金,十多个省也相应设立了PPP基金,出台了奖补政策。从项目推广看,截至目前,全国共推介PPP项目6650个,总投资8.7万亿元,主要涉及交通运输、市政工程和旅游等行业,广泛带动了社会资本参与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有效推动了稳增长、调结构和惠民生。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有关部署,推动更多PPP项目落地,推进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短期稳增长、长期助发展”的目标。一是加快推进PPP立法,做好与特许经营条例立法的衔接,明确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权责利分配,保障社会资本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二是加强政策扶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完善项目用地政策,发挥货币、监管政策的引导作用,大力推动财政资金管理方式转变。三是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加强PPP项目规范管理,切实把好项目方案审核关和项目运作监督关,保障项目实施质量,推进项目实施进度。

  问:除了经济增长、财政形势、金融市场等因素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主权信用评级?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舒华英表示,这三位“新领导”到任后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也并不相同。中国联通由于频遭变动,内部需要理顺的问题较多,王晓初需要一段时间加强管理,理顺关系。中国电信管理历来比较规范,这方面常小兵的压力比较轻;而中国移动因在腐败问题上案件频发,一定程度上人心惶惶,尚冰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军心,走出目前的影响。(记者古晓宇实习记者赵雯琪)

  答:主权信用评级涉及很多方面,不仅包括具体的、能够客观衡量的经济增长、财政收支、外汇储备等“硬指标”,还需要考虑政府体制机制等“软环境”,如政府效率、法治建设等。这些体制机制方面的因素,在长期内影响着经济的潜在增长空间。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制实力大大增强。一方面,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效率不断提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简政放权,不断强化依法行政理念,取消和下放大量行政审批事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市场环境不断改善,法治建设不断健全。逐步推进市场准入改革,全社会创业创新热情高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同时,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营造了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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