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报 中日对于历史认知定位存在巨大落差

作者 足球网址 来源 探索 浏览 发布时间 2018年01月07日

  4月15日电 台湾《中国时报》15日刊文指,民进党即将上台执政,未来台湾的财经政策将大不同,新“政府”对企业决策的审核、对经济的干预与影响,显然会较过去大幅提升。文章呼吁“新政府”应回头看看台湾过去走过的路,再看岛外先进经济体的作法,尽量放手,别把台湾经济带回“审核式经济”时代。

  文章摘编如下:

  4月1日电 2015年是中国抗战胜利和日本战败70周年,历史问题再次成为中日关系焦点。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中日历史问题的症结》一文称,安倍准备发表“面向未来”的70周年谈话,引发中国认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的高度警戒,中国将举行首次纪念抗战胜利阅兵式,则被日本认为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向后看敲打日本。这实际上反映了中日历史问题迟迟不能妥善管理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症结,即中日对于历史问题的认知定位存在着巨大落差。

  文章摘编如下:

  一个多月后,民进党上台执政。未来的财经政策、产业发展等,将与国民党时代的方向大不同,“政府”将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官营资金将直接参与及投资各种产业与企业,也会对企业投资与发展进行更多干预。我们对这种作法不仅有疑虑,更担心新“政府”会把台湾经济带向“审核式经济”。

  台湾的确有“审核式经济”的传统,经济发展之初固然是以公营企业为主、稍有特殊性与规模的产业都属特许产业,等于是“政府”掌控一切。70年代后才逐渐放松,让经济与产业逐渐自由化、国际化。

  纵然目前民间企业在台湾经济占有的比重、拥有的技术实力、经营管理能力,都早已远超过公营企业与“政府”,不过,对官僚单位与官员而言,只有需要管理、审查、核准时,他们才会有权力,无不希望紧紧掌握权力。从近来的案例,很可一窥官僚单位有意无意之间的“扩权审查”。

  轰动全球的鸿海并夏普案,当传出鸿海要以62亿美元投资夏普时,此一投资案需要“经济部”投审会审查核准;而投审会说“未来送审时会严格检视,特别是此案对鸿海‘财务影响’部分,以便保障股东与贷款银行权益。”投审会明显是不明白自己真正的斤两,才以为其可“严审对鸿海财务影响”。我们很难相信小官僚们会比郭台铭更了解、更能掌握投资夏普可为鸿海带来的利益及财务负担。投审会可以帮鸿海作决定吗?别闹了吧!

  至于行之有年的赴大陆投资的限制、管理与审查,则更是官僚凌驾专业的“审核式经济”典范。那些终日坐办公桌、从未参与该产业,只要看看报告、谷歌一下,就比那些终日在第一线竞争、充分掌握也感受产业变化与竞争压力的业者还行。那些产业在何时可开放什么技术到大陆投资,竟是由这些官僚决定。结果不问可知,岛内那些被“政府”管住的业者都因此先机尽失。再如金融产业,监理机关对所有金融产品都严苛审查,正面看是保障顾客权益,负面看则是扼杀创新与企业弹性。

  2014年初,针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中国70多个驻外使节进行了对日本的批判,军国主义复活以及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2014年2月27日,中国最高立法机关通过决定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历史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

  从中国来说,邦交正常化时在处理历史问题上采取了战略的方式,这才为中日关系恢复提供了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迅速实现,虽然反苏以及中美关系解冻的结构背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希望尽快稳定邻国关系的意愿也很强。同美国不同,中日之间最大的难题不在台湾而在历史问题。

  对此,中国采取“两分法”来说服民众,即将日本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区分,战争的责任应当由那些战争罪犯承担,广大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是受害者。

  虽然在学术讨论中可以进行到底日本战时的民众、媒体、学者等各个社会成分应该负什么责任的问题,但是从外交政治的操作层面来看,两分法是唯一现实的办法。中国对历史问题的基本逻辑是清楚的,中国看来抗战胜利后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战犯审判,意味着对日本试图建立的军事帝国主义的国际秩序给予彻底否定,而日本首相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实际上从根本上挑战了上述中国对历史问题处理方式上的战略逻辑,这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提高到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战略高度。日本是在接受东京审判的基础上签署旧金山条约,战争责任者等于战犯就成立了。

  中国没改变历史问题的基本逻辑

  有不少日本专家的分析认为,中国新一届政府在历史问题上设立国家公祭日、阅兵式等,对日强硬色彩浓厚,并且以此来敲打日本,这些判断缺乏说服力。尽管新一届政府在对日政策方式上可能与以往有所不同,但上述历史问题看成战略问题的基本逻辑没有变,更多体现了中国对日外交的连续性,而不是变更性。

  如果说中国的对日政策180度大转弯的话,那就没有必要继续坚持两分法。中国举行这些纪念活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对于作为加害者的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相反过去作为受害者的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做得太少的心境。

  日本看待历史问题的角度

  平心静气地说,日本政府和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道歉已经有过很多次,问题在于一些政治家、内阁成员,甚至首相在历史问题上发表的修正主义言论极大地冲淡了日本的道歉,对此中韩等国家反应强烈,结果日本国内出现道歉多少次都没有用,甚至即使日本像德国那样下轨也没有用的“中韩不宽容”的看法,造成历史问题上的恶性循环。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近期访日期间在历史问题上传递了希望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能够有宽阔的心胸,展望未来,这实际上同样是把历史问题当成战略问题考量的思路。

  问题在于日本的保守政治家们对于历史问题的认知,是在国内问题和对美外交的框架下进行。对于历史问题中的具体细节的争论,实际上为了满足冷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缺失的需求,把本来带有国际性质的问题国内化,与此同时,将历史问题的对外性主要放在对美外交的影响上。

  随着日本战败和亚洲进入冷战,两极格局的对峙让日本对国家认同的讨论让位于国内的“小冷战”,即是否坚持日美同盟,这时候的左派和右派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于对于日美同盟的看法。随着苏联的解体及日本社会党的解体,日本在90年代后达成国内共识,即需要日美同盟。

  日本的自我认同,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重新开始升温,集中表现在如何看待战争的问题上。冷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开始经常性地强调日本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一面,认为这些都属于日本国内问题,其他国家不应当干预。这些常常被中国的专家认为是日本政治“总保守化”的集中表现。

  然而有意思的是,日本政治“总保守化”在对美关系上却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冷战中,日本的保守派定义日本认同主要从反共的角度出发,那时候日本保守派与美国没有分歧。冷战后,美国希望继续从安全角度定义日本为一个可靠的盟友,在这一点上与日本保守派没有分歧,但是对于历史问题上则主张修正,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对于美国来说,日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一方面历史修正主义新定义的认同对日美同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与此同时,这些保守力量对于日美同盟的坚持则是美国国际战略所需要的。日本保守政治精英在冷战后的再定义自我认同方面展现了双重性,一方面是安全上继续日美同盟,一方面在历史问题上强调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

  既然台湾官僚是有“审核”企业决策的传统与偏好,而未来“新政府”上台后既拟定要奖励扶植的重点产业,又搞公营投资公司、“类主权”基金;而民进党“政府”对两岸投资走紧缩路线看来也难避免。因此未来“政府”对企业决策的审核、对经济的干预与影响,显然会较过去大幅提升。

  “新政府”应回头看看台湾过去走过的路,再看岛外先进经济体的作法,尽量放手,别把台湾经济带回“审核式经济”时代。

  中日对于历史问题认知的定位存在着上述基本框架的巨大鸿沟,是历史问题经常性反复的重要原因。从国家关系和解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能主要从战略角度去看待历史问题,就不能够翻开新的一页。无论是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还是日俄领土谈判,历史问题不能有一个战略了断就不能够打开局面。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为具体历史事实的进一步完整检证提供环境和基础,广岛长崎的原子弹以及东京大空袭的纪念日,也可以像欧洲为联军空袭的过程是共同举行纪念活动方式进行。历史问题是一个涉及到亚太地区和解的战略问题。(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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